瘟疫与人 瘟疫与人的读后感10篇

时间:2021-04-07阅读量:24
瘟疫与人瘟疫与人的读后感10篇《瘟疫与人》是一本由(美) 威廉·麦克尼尔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9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瘟疫与人》读后感(一):匠心独具的历史阐述者 文/QueenBS

《瘟疫与人》是一本由(美)威廉·麦克尼尔著作,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页数:298,文章吧小编精心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瘟疫与人》读后感(一):匠心独具的历史阐述者文/QueenBSS

一个历史学教授推荐购买的,京东的正版书,价格实惠,性价比超高。

这是一本非常匠心独具的历史阐释书,据说在翻译的时候到现在出版有过不少波折。

中信出版社一向是我的大爱,因为纸张精美,封面设计独到,最重要的是书的内容都是干货。

作者把这本书当作成了一个故事,而不是一本枯燥乏味的历史书,在讲故事之前,对一些寄生疾病疫病及相关的概念,贴心地做了详细的解释。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它能让读者快速浏览世界历史,了解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经历过了很多纠葛的时代,经过了一些数量可观的长期相互适应以后,才产生了一个共同相互适应的模式。

如果单纯一味的讲历史,可能会让人觉得很枯燥,那么必须要产生一些转折和突破,作者很熟练地用一些技巧进行高度概括,比如从灌溉农业,还有古代的浇灌方式来讲,这让我想起这个系列另外一本关于人类文明的书,但是不同的是,那本书是从鼠疫开始讲起的,然后讲到了基因。

异曲同工,不是吗?

作者说,在他所有的著作当中,这本书是最受欢迎的,第一章就从狩猎者这个章节名来看,我就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

中信出版社的这些作者都是非常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都从追溯牛马羊这类动物的野生状态,探讨这些瘟疫的、传染病的、慢性疾病携带者的原因,所以这第一章用狩猎者来命名,再合适不过。

很显然,这种国外的作者,他们从讲述探讨人类历史学方面,都离不开美洲。

因为很多现代传染病理念都是从那儿发展或者英译过来的。比如最经典的就是圣经,这些古籍中也谈到过瘟疫,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都是口述的。

所以说,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外围地区也是如此,拿到我们国内来讲,无法避免的就要提到我们的母亲河——黄河。

作者娓娓而谈,从黄河提到了一些古代中国的巨型机身平衡,又到汉武帝,时期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当中国农民从黄土地上的旱作转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灌溉农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经历了一定的可怕的疫病的考验。

总而言之从欧亚疾病,到蒙古帝国颠覆,时期一直到跨越大洋的交流,种种探讨不过就是在说明,历史学从古代到近代的一些演变。

书里金句频出,经典理论不胜枚举,而且引经据典,参考文献非常详细。期待中信出版社的下一本精彩系列。

《瘟疫与人》读后感(二):唤醒人类公共卫生意识的先锋著作

读此书之前,我读过作者威廉·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和《世界史》,这位作者是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被誉为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与斯宾格勒、汤因比齐名,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细读威廉·麦克尼尔的这部《瘟疫和人》,会让读者渐渐以一个全球性的视角以及对生命敬畏的理性思考。

全书以六个章节将《瘟疫和人》这部著作的观点呈现于读者面前,瘟疫的魔阴随着人类的发展相伴生,从远古到现代都产生了沉重的破坏力和杀伤力,可以说人类的发展史,瘟疫是如同战争一样的挥之不去的伤痛。不回避历史,不漠然视之,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和人》中告认世人真正的学者必是拥有关注人类命运、关注民生的现实情怀的人。

病毒、细菌、寄生虫、微生物、衣原体、支原体、立克次体等等均是造成人类大规模传染病的因素。威廉·麦克尼尔将这些可怕的疾病与人类的命运关系详解清晰,让人类对历史发展进程中随之而来的疾病也有了深入的了解——这种大人类历史框架的把握能力可圈可点。

由微观的个体——单个的人上升至宏观的人类与疫病的关系,威廉·麦克尼尔运用自如,这渊博的学识素养构建的大厦,正是应该成为被中国读者所关注并学以致用的地方。发现问题进而能用正确方式解决问题的人才能被称为智者,防微杜渐,任何事情预防远比事后的弥补更重要。

威廉·麦克尼尔这部《瘟疫和人》正可成为唤醒国人人类公共卫生意识的先锋著作。虽然九十九高龄的威廉·麦克尼尔已离开了我们,离开这个他所热爱的星球,但是他的著作却在全世界涣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发挥着关注环境、关注自然、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使命。

身体已然不复存在,精神却长久流传,《瘟疫与人》一书是威廉·麦克尼尔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吾生而有涯,而求知却无涯,借用中国先哲屈原先生的一句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以此表达对这部《瘟疫与人》著作的敬意。

只有每个人都发挥自我积极的力量,由瘟疫而造成的人间惨剧才不会重演,只有每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有那种全局观的认知,才会让瘟疫这类可怕的疾病不再死了肆虐残害人间。

《瘟疫与人》读后感(三):瘟疫与人类历史间的关系,你会想到吗

首先说明,给四分不给五分的原因——封面设计太差了。同事看到我的这本书的封面,就来了一句,“这本书看起来有点吓人。”当我集中精力读完这一著作后,感觉到的不是吓人,而是震撼,一种对学术心灵的震撼。

瘟疫与人类历史间的关系,你会想到吗?

麦克尼尔想到了,并且做了研究,他是第一位把历史与病理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

麦克尼尔凭借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技艺以及深厚的世界史功力,借由敏锐机智的观察和推理,娓娓道出了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深入的分析和流畅的笔触,把传染病如何在人类历史上影响到整个人类的迁移、民族的盛衰、战争的胜败、社会的荣枯、文化的起落、宗教的兴灭、政体的变革、产业的转型、文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等,做了完整的论述,堪称经典。

或许你不会想到

瘟疫会阻碍帝国的扩张。

疫病会妨碍中国早期南方文化的发展。

传染病对印度经济生活的影响。

地中海世界的巨型和微型寄生平衡。

疫病交流的开始与影响意味着什么。

原来人类历史的发展也受到瘟疫的影响。

读完本书,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学科间都是交叉的,

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以更好地研究人类发展史。

因为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类医学水平的提高,

现在,很多瘟疫比如天花、鼠疫等等已经很少甚至不发生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提高警惕,

比如,2003爆发的非典,对当时造成多大影响。

不要以为人类的智慧、医疗水平可以控制各类传染病、瘟疫。

没有人定胜天这一说法,

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尊重自然,保护环境,让人与自然达到一种平衡、和谐,才是最重要的。

《瘟疫与人》读后感(四):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在远东,自公元前600年起,耕作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上的中国农民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农业活动突破了早期仅限于半干燥的黄土地区的地理边界,并且把主产农作物从小米转为水稻。把巨大的冲积平原改造成星罗棋布的稻田,意味着每片稻田都配备有可调节的水道,需要大量劳动力来进行筑堤、排水、修造运河以及开垦沼泽地等农务。此外,为了防范河水泛滥,整个农作区还必须修造全面而复杂的水利工程体系以驾驭桀骜不驯的黄河。

黄河在地理意义上是世界最为活跃的大河。在较近的地质年代,它合并了来自其他排水系统的重要支流,在流经中游的黄土地区时,侵蚀了大量泥沙,使河道日益加深。而当挟带淤泥的河水流经一马平川的冲积平原时,流速减慢,上游大量的侵蚀物便沉积下来。结果,泥沙很快在冲积平原上抬高了它的河床。而当人们开始用人工堤坝限制水流时,麻烦出现了,堤坝只能逐年加高,以应付河流底部的沉积导致的河床升高,“悬河”由此形成了。为把河流局限在堤坝内,需要大量人力;堤坝中渗出的一桶水,若不加以及时补救,都可能迅速扩大而成为激流;或许只要几小时就可以在堤坝中撕开裂口,而一旦出现大的裂口,整条河流就会溢出人工河道,奔向新的更低的河道。这条大河在历史上曾多次改道,徘徊于山东高地以北(像目前这样)或以南,幅员达数百英里。

黄河地理上的不稳定性,虽因人类的活动而加剧,但总体上非人为所致,所以河流要完成更稳定的调整仍需经历地质时间长度。而另外一个影响早期中国生态平衡的因素,则主要是人类的活动。比如,在政治层面上,因稻田耕作而扩大了的食物来源支持了几个世纪的王侯战争,直到公元前221年,一个征服者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以及大片相邻地区。稍后,在经历了短暂的内战后,一个新的王朝—汉朝,在公元前202年取得了主宰地位,并且至少在名义上统治中国直到公元221年。

由帝国官僚机器所维持的国内和平,可能降低了此前长期战争对农民社会的蹂躏,然而汉代的和平也意味着建立在农民的稻田(或粟田)之上的人类双重寄生关系的强化。从同一农民人口中收租的私人地主和征税的皇室官僚无疑处在竞争之中,尽管他们相当有效地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合作机制。他们的利益从根本来讲是一致的,因为帝国官僚成员的大部分,实际上是从拥有土地的食利阶层中遴选出来的。

然而,在古代中国开始形成的巨型寄生平衡中存在着另一个强有力的因素。随着中国地主对农民控制的加深,一套别具特色的行为观念也在地主和官僚阶层中扎下根来。这套观念通常被称为儒学(Confucian,直译为“孔家学说”),“孔圣人”(公元前551—前479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阐述和界定这一新观念。儒家文化在帝国官僚和私人地主中的传播,造就了不断限制权力专制或滥用的精英阶层,其重要结果之一是将对农民的压榨控制在传统的、多数情况下可以忍受的限度内。

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在中国社会内部,农民和两大寄生阶级之间达到了相当稳定而长期的平衡,这一平衡一直延续到20世纪,其中不乏周期性的变动,但并没有结构上的断裂。总的来说,地主和税务官征收的税收尽管繁重,但还没有过度到使得中国农民难以满足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要求;否则,中国人口在黄河流域冲积平原和邻近地区,就不会进行缓慢却极其壮观的扩张,乃至向南进入长江流域;中国农民也不会为建立其上的传统文化和帝国结构提供不断强固的基础—尽管存在为数不少的地方性乃至全局性的问题。

现有的文献还不足以使我们准确地把握中国扩张的脉络。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汉代终结,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没有发生。换言之,从开始“驯化”黄河流域冲积平原时起,差不多过了1000年才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类似的进展。

乍看起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可能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军事障碍;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尽管存在这些明显的现实优势,一种既不见于史料也不见于人的肉眼,但我们仍然相信是非常强大的因素,却隐然阻碍着文明的农村和城市生活迅速而成功地拓展到中国文化摇篮以南的地区:拓荒的中国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但地理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风的影响。而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此前,当中国农民从黄土地上的旱作转为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灌溉农业时,他们肯定也经受了全新的、起初或许还很可怕的罹病考验。但是与这一变化相联系的任何微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都与更显著的和更耗时的技术层面和巨寄生层面上的调整齐头并进。要发展出与全流域治理黄河的规模相适应的水利技术,需要几个世纪的努力;政治统一和在农民身上建立稳定的巨寄生关系也同等重要和耗时。因此,对更大的罹病遭遇的适应极有可能与中国社会和技术上的更显著的转型同步。

很难在两个平行的过程中明确区分哪个过程更为关键。但巨寄生的平衡似乎形成得较晚。因为,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中国政治—军事的稳定性格局才算建立起来。在此之前,战国时代(公元前403年—前221年)诸侯争霸愈演愈烈,最后整个中国被一个半开化的国家—秦国在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到古代中国的巨型寄生平衡达到新的帝国规模的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1年),中国农民已有400年耕作稻田的历史了。如此长的时间提供了充足的机会,让灌溉农业的流行病远在巨型寄生关系稳定之前的几代甚至几个世纪就在黄河流域稳定下来。

当中国农民从半干旱的黄土环境转为稻田里长时期的涉水劳作时,这种转变肯定会产生显著的后果。但事实是,不管传染病如何盛行,新的传染方式都没有阻止人口的稳定增长,否则国家将得不到足够的人力用于不断扩大的堤坝和水渠网的修筑和维护,更不必说用于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战争了。事实上,当稳定的帝国政府所需要的统治和道德基础与有关的工程技术一起,在公元前3世纪末期被建立起来时,除了疾病的障碍以外,已经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能阻止华中和华南的快速开发了。而中国移民只是在5~6个世纪之后才完成了对长江流域的定居,这一事实只能凸显疫病障碍的巨大。简言之,来自干冷北方的移民的大量死亡使得南方在人口上无法迅速地发展起来。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正如中东的情况一样,几乎没有指望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不过,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大约生活于公元前145—前87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他还提到这一地区“地广人稀”。这是权威性证据,因为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身游历这个地区。在后出的文献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视为当然,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为这里的恶疾开列了一些新奇的药方,但作用无疑非常有限,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且死亡率却高得出奇。

现代疾病的分布,仅就能够在中国地图上加以标识的而言,也证明了这一预期,即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线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气候模式的差异表明这样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传至今的中国医学经典通常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医家习惯于将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疾病都围绕着流行的节气来组织。他们所记载的某些疾病,像疟疾,今天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但对于许多别的疾病,想把它们同现代的传染病对应起来,则如同要把盖伦(ClaudiusGalen,古希腊名医)的用词翻译成20世纪的医学术语那样困难。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18]事实上它可能构成早期中国南扩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也影响着中国南部。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很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移民自投罗网。热病,包括定期复发的疟疾类热病,在中国古代的医学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这也表明了它在中国人的早期扩张中意义重大。[19]中国19世纪的本草学提到几种有效的退烧剂,甚至在欧洲医生的眼中,其有效性也可与进口的奎宁(Quinine)并驾齐驱。

血吸虫病是现代华南和华中的另一重大卫生问题。它的分布也可能与气候界线相符。近期考古发现了一具确定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的尸体,保存完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慢性血吸虫病的症状。[21]这也证明了早在拓荒者把长江流域发展到类似北方的水平以前,这种疾病在中国已经存在了。

总而言之,在大约公元前600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是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他们在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后,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层次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意义深远的调整尚在南部广大地区进行着。从公元前211年(或更早)即处于中国政治覆盖下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直到汉朝消亡(211年)以后,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马上要谈到的,当时在其他地区也发生着剧烈而意义深远的疾病调适。

《瘟疫与人》读后感(五):《瘟疫与人》读后

威廉·麦克尼尔是大家极为熟悉的史学大师,他的史学巨作《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及《世界史》更是常被读者所津津乐道的名著。相比之下,于1976年首次出版的英文著作《瘟疫与人》虽也受到读者的大力欢迎,但此书直到1998年才由杨玉玲翻译成中文,由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这个中文版本,国内读者读到的也不多。直到2010年,余新忠先生的中文译本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才得以在国内较为广泛的流传。大家应该知道,在叙事学上,有一种称作“疾病叙事”的研究,不知是否有受到《瘟疫与人》这本书的启发和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考古”一番。

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对人类的生命、健康、财产等带来最大威胁和挑战的除天灾、人祸、战争之外,便是瘟疫了。谈起瘟疫,人们都是“谈虎色变”“避之不及”,瘟疫对人类的杀伤力实在是太大的。直到现代科学技术较为成熟之后,很多瘟疫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清除,然后,仍旧会有一些新的“瘟疫”出现,令人们措手不及。大家一定还记得这个世纪初的SARS事件,使人类极为恐慌和战栗。虽然SARS被有效控住,但下一场瘟疫不知何时会爆发。世界史中,人类被瘟疫侵害的事件太多了。然而,在威廉·麦克尼尔之前,尚未有人对之做过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可以说,《瘟疫与人》是有关瘟疫历史及其与人类之关系研究的开山之作。

不到三百页的篇幅,纵横上下几千年,在世界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等领域自由出入,有关材料随手拈来,考察瘟疫与人类数千年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交锋,深入浅出的从一个不为人所天关注的角度重新阐释历史,这是非常用价值且有意义的做法。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就是引用了很多科学细节及极富洞见的阐释,这对我们重新理解历史是用巨大帮助的。尤其是作者经过梳理瘟疫的历史之后,对今天的人们提出警告,瘟疫仍旧会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展而存在,今天虽然没有太大的瘟疫威胁,但不代表瘟疫不会重来。人类一定要居安思危,同时,也应该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文学中有关瘟疫的记载与表现也是非常多的,并且,文学能较历史更好地表现出瘟疫对人类心理的影响。如果此书再版时,能稍微考虑到这个因素,或许此书就更为完善了。当然,这也算是对作者的苛求了吧。

《瘟疫与人》读后感(六):《从微生物角度了解历史》文/西西里特

京东的打折力度一直杠杠的,而且促销的书都是好书,我一般都不看书名,一有秒杀就毫不犹豫拿下。

这本书就是个意外的惊喜。

书名是《瘟疫与人》,从宏观上讲,这本书讲的是人类历史,从微观上讲,这是一本关于瘟疫和微生物的书。

微生物已经破坏了种群。这种微小的隐形生活病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生物和疾病即使在人类出现之前也在不断地变化,而且一直贯穿着今天和明天。

WilliamH.McNeill却为世界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有趣的观点。麦克尼尔从人类开始,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走到1900世纪。麦克尼尔证明疾病总是跟随人类,就像我们一样进化和变化。通过历史,疾病已经成为人类的天然掠夺者。麦克尼尔强调,随着人们的进化和生活在文明社区,疾病的人口和多样性大大增加。随着世界慢慢发展到今天,疾病也发生了变化和发展。这本书中突出的一些最古老和最普遍的疾病包括寄生虫感染、小痘、疟疾、黑死病和黑死病。

麦克尼尔对这门学科有很强的知识,出色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历史深受疾病的影响,在瘟疫和人类中,作者分析了微型和大型寄生虫如何影响从史前到最近的种群模式。一开始描述了微小和大型寄生虫对不同文化的影响,随着书的发展,它也提到了受瘟疫影响的文化和地方。本书阐述关于疾病的信息,它是如何传播的,以及它在世界上每个国家造成的破坏。如果没有这些微小的生物体造成如此巨大的死亡和危害,我们就不会是现在的我们。

回到人类最初进化并学会如何生存的时候,人类疾病会大量毁灭人口。直到后来和更多的国内时间,药物和治疗才有效。当时的疾病是难以辨认的,因为微弱和混乱的记录,有时很少保存。

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了解世界的方式,你会意识到所有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的生物在今天形成或世界。

WilliamH.McNeill把你带到书中去体验黑死病时代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他用惊人的描述和证据,以不可忘记的方式介绍重要的事实。作者充分解释了主题,并告诉读者在哪里得到了证据和来源的所有信息。

作者有着惊人的写作意识,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一个主题。这本书写得很好,我从来没有失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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