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娜的日记 罪与罚经典读后感10篇

时间:2021-04-07阅读量:24
金娜的日记罪与罚经典读后感10篇《罪与罚》是一本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 58.00,页数:6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罪与罚》读后感(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与罚”  在陀思妥

《罪与罚》是一本由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CNY58.00,页数:61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罪与罚》读后感(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罪与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19世纪中叶的俄国城市仿佛一块散发着恶臭的腐肉,一幅暗无天日的污浊景象。在这里,贵族地主是荒淫无耻的,房贷者和商人是市侩势利的,而穷人的绝望程度令人发指。

小说的主人公,罗季昂·罗曼诺维奇·拉斯柯尔尼科夫(RodionRomanovichRaskol'nikov)。正如作者赋予他的人物特征,Raskol,分裂,这个词精确地抓住他性格与世界观的特征:善良与残酷、恭顺与暴躁并存,凡事好走极端,在信仰与怀疑中艰难徘徊,心中怀有高尚的救世理想,却又坚信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这与书题《罪与罚》是一致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把人分成“不平凡的人”和“平凡的人”两类,前者为了“推动这个世界”,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后者是平庸的芸芸众生,不过是“繁衍同类的材料”和前者的工具。他试图成为前者,而他的悲剧证明了其“理论”实践的失败结果,脱离传统道德准则对社会进行以自我意识为中心的批判,其行径无异于极端个人主义。

小说有三个片段让人印象非常深刻:1.主人公行凶前后的描写,尤其对心理的描绘细致入微,画面感十分强烈,让人凉彻心骨;2.与波尔菲里那段互相试探的对话,有大段的复调型独白,张力十足,扣人心弦;3.索菲雅被诬陷偷窃以及之后继母发疯的过程,把底层人物的不幸命运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部小说强大的结构和表现能力让我无法一言以蔽之,希望能有时间多读几遍。

《罪与罚》读后感(二):谁的内心不曾挣扎?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1821年出生的俄国作家,比托尔斯泰早出生7年,幸运的活到了60岁,比托尔斯泰少活了22年。这里说幸运的,并非是对伟大的陀叔的不敬,相反他是我最挚爱的长篇小说家,没有之一。事情是这样的,陀叔年轻时是一名进步的,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军官,在他27岁的时候,因参加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活动被捕,经过半年的拘押后,罪大恶极的他被判处了死刑。那是一个12月,俄国冰封广袤的大地让人胆战心惊,黎明在寒风哀嚎的丧乐声中,他和另外20个人被押赴刑场,分为三批依次被执行死刑,两批惨死的枪声响起,他已经看到了自己躺在血泊中的情形。当他被枪口指着走向自己的坟墓时,沙皇派出的使者送来了特赦的命令,死刑取消,改为流放西伯利亚五年。关于这一段塑造了陀叔独特人格的神话式经历,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群星闪耀时进行了诗歌式的描写。在直视着自己的毁灭,内心已经彻底放弃了活的念头后,又被命运戏剧的玩弄着‘摆布着‘苟延残喘的活了下来,可能是陀叔后来患上癫痫症的原因。总这,这样的经历奠基了陀叔写作的格调--人物富有极度的激情,迫切的阐述着自己心中所有的想法,如同下一秒自己便要死去。陀叔同同时代的托尔斯泰,无意识俄国人最引以为傲的摧残双星,但陀叔在中国的名气少逊色一些,我也想过了一些个原因,首先是名字,陀叔的的名字比后者长且繁自不用说,他书中主人公的名字也无一简短,更加然人痛苦的是,一个人往往有四种以上的称呼方法,比如罪与罚的主人公,名叫++罗季昂·罗曼内奇·拉斯柯尔尼科夫(俄国人的命名方式是名字+父亲的姓+自己的姓),但在下一页却又被人叫做罗佳、罗杰尼卡、罗季昂·罗曼诺维奇。相反,托尔斯泰让他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叫安德烈,女主叫娜塔莎,就朗朗上口许多。其次,写作题材方面,托尔斯泰写出了人类最广阔的生命限度,而陀叔在记录了下层人民最深邃的心灵世界。战争与和平讲的是拿破仑与俄国战争时期的战争与爱情故事,娜塔莎的构造让人无限爱恋,安娜卡列尼娜更是以安娜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复活里的聂赫留尔夫为了玷污喀秋莎而忏悔,在大气磅礴的背景时代下,富丽堂皇的舞会剧院中发生的曲折唯美的爱情故事,无疑是打动读着的永恒主题。这边陀叔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以三兄弟和父亲关于争夺一个女生为主线展开,罪与罚以穷小子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挣扎为重点,白痴里以一个俄国式的堂吉诃德为镜子照出了上层社会的虚伪,死屋手记里描写了他在西伯利亚监狱的生活,无一例外的底层芸芸众生,带着陀式的激情与癫狂,波涛汹涌的轰炸你的大脑,也无怪乎读陀叔的书会精疲力尽。但我就是喜欢这种深邃的心灵探寻之旅,同苏格拉底的辩论一样,让人酣畅淋漓。陀叔的罪与罚,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第二堂吉诃德,第三卡拉马佐夫兄弟,其后还有飘-百年孤独-基督山伯爵-安娜卡列尼娜-斯通纳等。喜欢它,因为它让我感受到了主角同样的内心挣扎,经历过的事,看到类似的文字后,引起共鸣,因而产生对文字的喜爱,这是一般作者的基本功,但陀叔的厉害之处是,你竟能感受到主人公所承担的焦灼窒息的内心挣扎。这样的罪恶当然不可能产生共鸣,但人都会有内心挣扎,小到吃与不吃-买与不买,大到善与恶-腐与廉,人的内心在角力的时候,与主人公说与不说的挣扎是相似的,于是故事便无时无刻不在刺痛着你,让你不得不同时在罪与罚两边决斗。这便是陀叔所写的罪。这样处理压力的方式,也经常在惊悚电影中见到,如未麻的部屋-梦之安魂曲-黑天鹅,都是从一个横亘着解决不掉的压力出发,让主人公不断的承受一波高过一波的压力,不停的给高压锅加压-加火,直到让不安的气氛逐渐笼罩你的全身,直到嘶吼着的白烟蓬勃怒吼,在你似乎承受不住的时候,在锅几乎要可怕的爆炸的时候,再给你最猛烈的一次冲击,终于在最后高潮,压力被彻底的人的爆破,内心的积郁慌不择路的抛射四散,直到趋于平静。这样的过程,便是陀叔让你所经历的罚。文字能犹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如此癫狂的实属罕见,毕竟被宰死亡线上反复玩弄后又被抛在冰天雪地的劳改营中饱经磨砺的天才作家不多,这或许是沙皇所犯下的最英明的罪行。如果陀叔能更幸运的再多活上几十年,那遍是全人类的福分,至少我不止一次这么期盼过,卡拉马佐夫陀叔还有下部没写完后溘然长逝了,这是多少读者心中的一个痛楚的遗憾啊。

《罪与罚》读后感(三):形式主义陷阱

梗概:

拉斯科尔尼科夫在自己发表的一篇论文里将人大致分为了两类:一类是低级的人(平凡的人),也就是可以说,他们仅为繁殖同类的养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表新的见解。而拉斯科尔尼科夫作为提出这一观点人自然是将自己归为了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作为这一类人按照他的理论: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他也能忍心去踏过血泊。所以他不屑于从事给人教书或者帮助出版社翻译图书,可能是因为让他一个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去做这些平凡的事情是心有不甘的。然而现实生活中其实是不允许他放任他的这种不甘心的,他家境可谓是异常贫寒,上学的经济支撑是母亲用养老金做抵押借来的钱但也难以为继;住在一个阴暗逼仄的小斗室里也已经欠下了房租。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为了他的理想,他萌生了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想法。在杀人之后,他胆怯焦虑却又狡黠的应对着警察的调查。但最终,他在自己内心的矛盾与冲突之中选择了自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

杀人动机:

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家境贫寒,性格孤僻,是一个平凡的甚至有些卑微的人。然而同时他也是一个自命不凡,不愿因循守旧活下去的人。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他自然是充满了不甘的,而他的将人分为平凡的和不平凡的观点在这不甘中缓缓的使他萌生了杀人的想法。杀人,在一个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眼中自然不是为了谋财害命,他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也是为了证明现实中平凡的自己其实是不平凡的那类人。

走向毁灭:

在杀人之后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走向毁灭其实已经是必然的了,因为他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崇高的理想,或许连一个微薄的愿望都没有。他应该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人生应该走向何方。同时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不平凡而杀人,但是杀人并不能给予他证明。在他的理论中一个不平凡的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甚至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他也能忍心去踏过血泊。但是这个观点反过来却是不成立的:踏过尸体和血泊的人并不一定是不平凡的人。同时,杀人之后的胆怯与焦虑更加让他体会了自己的无能。他的运气和狡黠的应对使他骗过了警察,但是他的胆怯与焦虑却不能骗过自己的内心。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么,自己是一个平凡的人吧……迎接他的自然是走向毁灭。

故事是一个各种偶然的条件下发生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故事的开头我讨厌它,在故事的结尾我担忧它。其实它不过是一个故事,理解它要忘记自己已有的观点去在故事本身营造的世界中去看待它,而理解自己则是在理解故事之后再结合自己已有的观点投射到现实世界中。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行为可以看作一种形式主义,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东施效颦的故事。他认为不平凡的有必要踏过尸体和血泊,而他所认为的不平凡的人确实也踏过了尸体和血泊。所以他就认为自己作为一个不平凡的人也应该踏过尸体和血泊。可是一个不平凡的人并不是踏过了尸体和血泊使得他不平凡,而是他面对必须需要踏过了尸体和血泊。主人公拉斯科尔尼科夫并不是出于这种必须中。当然,踏过尸体和血泊是一个太过极端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太可能发生。但是这种东施效颦的事却也不少,比如去图书馆,比如刻意的追求代码提交的次数与频率。

人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冲突应该做些什么呢?这许多年来自己追求的似乎一直是内心的平静,期望以平常心来面对这种落差与冲突。近来觉得自己似乎变了。或许去尝试、去犯错、去承受苦痛,一点一滴的去努力去打破这种现实与理想的不平衡才是自己应该做的。否则的话,或许迟早自己终究也会坠入这种类似的形式主义,最终磨灭了自己的灵魂而走向毁灭。

《罪与罚》读后感(四):一点感想

沙皇时的俄国,一个靠禀赋来界定身份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巨大。富人们生来有花不完的卢布,穷人们生来就陷入了绝望。而这样的境况似乎永远如此,悲惨的故事一直发生,无论远方或者未来。

可这就是一切么?无可奈何地降生,然后就只能如此了么?这里所说的与俄国梦无关,就是那个穷人可以靠自己的奋斗去致富的故事。因为经济发展一段时间之后,也许不再有人饿死,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并不会减少,甚至会继续扩大。这样的生活是真实的么?

社会瞧不起穷人,甚至穷人第一个就瞧不起自己。他们挣扎,失败,沉沦,怀有希望然后绝望,凭着自己的双手却永远被人所轻视,摄入过量的酒精麻醉自己的灵魂,直到凄凉的死去。这些社会底层的人并不乏高尚的灵魂,可苦难却把他们推向人生的那道坎,要么跨过去,要么就不跨过去。拉斯柯尔尼科夫想象着跨过去就可以成为拿破仑,不跨过去就只能做一只虱子。在那间斗室,似乎别无选择。但是索尼娅在这道坎面前转过身去,将生活的全部苦难承受下来,并保全了自己高尚的灵魂,对她而言,苦难可以使她去卖身,但苦难并不会让她绝望,即使人人都去狂热地反抗着什么,索尼娅所做出的选择才是最有力量的。纵然受尽百般凌辱,却仍坚信自己所走的路是圣洁而绝对的,所以她并不会如拉斯柯尔尼科夫所认为的那样或者疯掉,或者自杀。

拉斯柯尔尼科夫没有信仰,当他这样一个充满抱负,聪明而正直的人认真去面对生活的时候,他似乎只能如此。幸运的话也许可以像卢仁一样,一步一步爬上去,然后去逢那些迎身居高位的人们,转过身来鄙视他从之而来的那个阶层。凌辱穷人可以让人感觉到权力与满足,让他们感觉良好。可是虱子,拿破仑,卢仁,索尼娅。谁才是一个真正的人,过着真实的人生呢?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病态与精神错乱,是因为杀人是真实的,并非所想的不过是杀死一只虱子。律法意义上的犯罪使他无法承受,尽管他还是怀疑。如果他早点遇到索尼娅,他会幸福的。历史是血腥的,敢于且有能力犯下滔天大罪的人被歌颂着,历史也是他们写就的。这是一个建立在罪恶和拯救之上的人类社会,当罪恶占了上风的时候,人类只会更不幸。人们怀疑信仰,因为信仰阻碍了人们的罪恶,或者说,人们原谅了自己,但基督却审判了人们。所以祂被送上十字架,人们转而把自己当作神,用这些科学,知识,能力等等来主宰世界。人性中美好的东西都一一清除,这也阻碍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可无论怎样去清除,基督的精神却一直存在,它照亮了社会的黑暗。

我们生活着世代所宣扬的一切,并非就是一切。不择手段地向上爬,这也不是人性的胜利。总会有这样的索尼娅,她所背负的,她所爱的,所拥抱的,让人们从中看到人性的光辉,也可以如拉斯柯尔尼科夫,从中得到救赎。正如基督亲自背负十字架,人才得以完全。

《罪与罚》读后感(五):关于尼采关于预言

陀氏真乃神人《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思想处处折射着数十年后的尼采超人哲学说的影子拉斯柯尔尼科夫所做的那匹瘦马的噩梦竟真的发生在了尼采身上预言小说除了奥威尔只服陀老

《罪与罚》读后感(六):毁灭在贫困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

辍学穷大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毁灭,认罪伏法、赎罪,改变信仰的故事。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个很奇怪的人,思想行为矛盾,反复无常,从故事开始到结束,从他的犯罪堕落到悔悟整个过程每个转变,都透出荒谬的气息。他的慷慨、他的正义、善良、清高,他的残暴、他的冷漠、怯懦、卑劣,他变幻的信仰,全部都透出一股轻率、飘摇无力的青年的鲁莽盲目。小说有大量19世纪时期,沙俄贫苦大众的生活细节描写,前半部像渺小的历史片段万花筒令人目不暇接,但也充满悲苦与阴暗。后半部大量对人物心理变化的剖析,让人憋屈窒息,看到尾声的简明叙述,简直是解脱。或许这种令人窒息厌烦的心理活动描写,是此书的珍贵之处吧?内心的负罪感,纠结,煎熬,冲突才是真正的罪与罚。当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真正悔罪改变信仰后,他反而获得了解脱。

读完后的最大感受“贫困是万恶之源”拉斯柯尔尼科夫原本是个聪明而有才华,前途光明的法学专业学生,他原本学业优秀,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家庭门第高贵,乐于助人,有正义感,见义勇为,爱家人,宁可忍饥受冻辍学,也不肯牺牲自己妹妹的婚姻。

但是贫困毁了一切。首先,贫穷造成的尖锐贫富矛盾,经济困顿摧残他的自尊心,让他变得尖刻激愤,让他在思想上走上极端,他认为:超凡的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认为自己杀人抢劫(放高利贷的)是为社会除害。

(摘录:“为什么他们认为我的行为是那么荒唐呢?”他自言自语,“这是因为我的行为是暴行吗?暴行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啊?我问心无愧。当然,我犯了刑事罪;不错,我犯了法,杀了人,那么你们就依法惩办我好啦!……当然,如果是这样,那么许多不能继承权力而自己夺取了权力的人类的恩人们甚至一开始行动,就应该被处死了。可是那些人成功了,所以他们是正义的;可是我失败了,因此,我没有权利让自己采取这个行动。”)

同时贫困磨损了他的健康,让他营养不良,他患上了热病,反复发烧,失去行动工作能力,自控力判断力变得低下,情绪总在失控边缘。任何优秀的人在疾病的阴影下都会被摧毁心智和尊严。

他的犯罪过程是悲剧,他的逃罪,认罪,悔罪过程是惨剧,无论是被他杀害的那对姐妹,还是在惊恐悲痛绝望中发疯死去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母亲,都是他荒诞反复无常思想的牺牲品。作者安排给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救赎,温柔高尚但地位卑微的女性和宗教,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与前书基调力度不匹配。但也是身处那个混沌时代的迷惘与无可奈何吧?

拉斯柯尔尼科夫坐牢时有两处令人印象较深的讽刺点:一是牢房里也有鄙视链,政治犯看不起一般罪犯,一般罪犯看不起拉斯柯尔尼科夫,因为他的杀人犯罪方式太粗鲁,不符合他的阶层身份。二是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牢房里吃得比他念大学时好,穿得也更暖……

《罪与罚》读后感(七):直接贴东西

解读作家是难事,何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一个半世纪以来,文学家、思想家、评论家,以至革命家们,虽然对陀氏其人其文多有阐发,却是众口异词,甚或径相抵牾。然而,陀氏的面貌终究还是深印在人们的心中,只是每个读者心目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尽相同。这首先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本身的多义性,由此引出了后来的批评家们大相径庭的评论。这种现象,许多大作家都有。因为“大”,就多了包容,才生出种种阐释。那么作家真正的本义在哪里呢?当然是在作品里,但要使本义外化,又须通过阅读,而阅读的主体却又各有各的立场和观念,于是转而为无尽的,甚至相悖的评论。作品的本义游弋在阅读和评论之间。这种说法显得像一个悖论,却是事实。所以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去寻求一劳永逸的解读,因为它不曾有,也不会有,就像不会有一劳永逸的文学批评理论一样。我们从批评家那里读到的文学解读,是经过特定批评视角折射的,凸显的是批评感兴趣的理解。这一点常常在读者那里产生错觉,以为批评家解读的即文学本身。其实两者并不相等,有时甚至相悖。所谓批评,并非完全客观的阐发,更多的是一种主观的解读,甚至还附带着对文学的要求。但好的批评视角会有十分精彩的发现和阐释,它体现的是批评家自身的睿智和素养。文学研究却比批评要稍稍显得客观,因为它的注意力多少还在作品或作家本身,尽管它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批评和研究终究是相互依存,很难分割清楚的。

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和研究话题早已超越了陀氏本身。当一个人物成了大众的话题,他就成为各种思想的载体、对话的平台,人们会借他的名声来说自己的话,使它成为话题的注释或旁证。这是派生的现象,在学术研究中往往不可避免。《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已经摆在读者的面前,如何解释小说里的故事,每个读者本身就是批评家,因为任何阅读都是事实上的批评,毋庸笔者赘言。本文仅止于就陀氏本人、他的创作,以及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思考角度,读者尽可见仁见智,作出最富想象力的解读。

艰难踬蹶,创作一生

十九世纪辉煌的俄国文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它的思考深度和批判精神。但很多表现了这种思想深度的大作家如普希金、冈察洛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却并不出身于平民,相反倒有优裕的生活来保证他们的写作,就像当时俄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偏偏发生在一批贵族青年中一样,俄国的思想和变革的号角是在知识阶层里吹起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也不出身平民,但在俄国作家里,他的一生踬蹶困顿,充满了悲剧性的变故。疾病对他的折磨也造成他精神上的创伤,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在他的作品里。

一八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莫斯科。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军队医官,薄有田产,也取得了贵族身份。青年陀氏醉心于文艺,还在莫斯科一所寄宿中学读书的时候,就在老师的影响下接触了当时俄国和西欧的文学,涉猎了从莎士比亚到西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作品。但父亲的普通医官职务和小农奴主的身份只能勉强供陀思妥耶夫斯基求学。中学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意愿,进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以冀将来在军队里谋职。一八三九年他父亲被自己田庄上的农奴殴打致死。一八四三年他从工程学院毕业后只工作了一年,就辞去公职,决然从事文学翻译和创作。彼得堡的生活,扩大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他开始关注并决心“用一辈子”来探索“人和人生”之谜。经过短暂的准备,包括翻译巴尔扎克的长篇《欧也妮·葛朗台》之后,一八四五年发表第一部中篇《穷人》。这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引起当时俄国文坛极大反响,如别林斯基认为这是“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涅克拉索夫甚至惊呼是“新的果戈理出现了”。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之路的第一次回响。革命民主主义派和“自然派”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引以为同道。但是陀氏在《穷人》中开掘了“小人物”主题之后,似乎并不满足于“社会小说”的界定。马上在一八四六年发表了另一个中篇《双重人格——高略德金先生的奇遇》,把眼光从社会问题转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正反两种对立的性格,其实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作家把他们幻化为性格迥异的两个同貌人,借助荒诞的手法把人性中的怯懦与野心、本分与嚣张、老实与无耻等等,作了极端的对比表现。从解剖社会转入解剖人性,预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不同凡响的多样化趋向。“双重人格”的倾向在这里只是最初的开端,它将在嗣后的作品里不断深化,成为陀氏最主要的母题之一。这部作品当然受到了以别林斯基为首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的反对。这是文艺理论中政治倾向性的差异。陀氏当时对文学性的侧重,例如强调文学的“想象”和“幻想”,即后来所谓的“幻想的现实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派对社会使命的重视,强调文学应同专制农奴制度作斗争并宣传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主张产生分歧。陀氏认为“这是强加给文学的……有辱于它身份的使命”。其实这不单是一种文艺论争。这种分歧,终于在一八四七年公开化,致使后来的许多批评家认为陀氏脱离了革命民主主义正确的主张。现在从陀氏的创作个性和作品整体来看,这种分道扬镳恐怕是必然的。然而,四十年代终究是陀氏创作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开始。接着发表的中篇小说《女房东》(1847)、《白夜》(1848)、《脆弱的心》(1848)以及未完成的《涅陀契卡·涅兹凡诺娃》(1849)等作品,都表明此时已经形成带有陀氏个性并在他后来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一些旋律,如:“小人物”、“双重人格”、“幻想家”、“罪恶与情欲本能”、“被伤害与侮辱的”等等。这表明陀氏的小说真正的着眼点也许并不全在正面的写实上,更在审视人的本身、剖视人性以及挖掘人生本义上。

然而,陀氏四十年代的创作却中断在蓄势待发的状态里。在文学观念上他虽然和别林斯基发生了分歧,但他在政治思想上依然信奉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且参加了当时俄国著名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是积极成员之一。一八四九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小组其他成员一起被沙皇政府逮捕,他因在小组上朗读过别林斯基有名的反农奴制度的信《致果戈理》,以及其他的“罪名”,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并处死刑。在临刑前改判为流放苦役并期满后当兵。长达九年的苦役和兵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一方面,亲历底层生活极大丰富了他对生活的认识,积累了大量的文学素材,对社会和人生的思考更趋深刻,形成了独特的哲理性探索,但长期亲历流放和苦役,无可否认也加重了他对人生苦难和社会阴暗的感觉。与底层生活的紧密接触,使他更关注人民的思绪,特别是根植在民间的宗教意识,一种寻求权力阶层和平民之间和解的倾向在他身上开始显现。加之生理上癫痫病发作日趋频繁,沙皇鹰犬无时不在的监视跟踪,更增添了他精神上的抑郁,以致他的创作也隐含了某些病态、痉挛的风格。这也是后来许多评论家所说陀氏思想消极面的由头。

经历了无数磨难,他在五十年代末返回彼得堡,开始了他创作生涯的新阶段。这一时期发表的中篇小说《舅舅的梦》(1859)、《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1859)和长篇小说《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1861)还继续着四十年代的风格,在长篇中除了描写社会和家庭的道德堕落以外,已经出现宣扬正教受苦受难精神、人要在苦难里寻求幸福、以苦难来净化心灵的说教。对社会真实的揭示和借宗教解脱的药方,是这一时期创作里很明显的矛盾倾向,出现了所谓“苦难救赎”的主题。一八六一年正值俄罗斯农奴制度改革,陀氏却在文学观念和政治主张两个方面明确宣告自己的主张。一八六一年他针对杜勃罗留波夫而发的一篇论文《——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明确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虽然他并不赞同“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但强调艺术的“主要本质”是“灵感的自由”。在政治主张上陀氏更接近的是俄国的斯拉夫主义,一八六二年发表《两个理论家阵营》,文章主要针对当时的“自由主义”代表如卡特科夫的主张,但同时也表明了自己与革命民主派的分歧,提出“根基论”主张,强调人民的信仰才是“根基”,是道德理想的根源,俄国的改革必须与人民的“根基”相结合,西欧的革命方式不适用于俄国,应该寻求在君主和正教教会指引下的和解和团结,利用普及“文化和教育”促使两者的联合。这一点是历来评论家对陀氏思想最有非议的地方,常常被视作对革命民主主义派的攻击。但就在这个时期,以作家亲身经历为素材的长篇笔记小说《死屋手记》(1861—1862)发表了。小说展示了苦役犯可怕处境和精神状态,从社会和生活的因果深入剖析人性“善”、“恶”的变异。人性中兽性一面发展成“恶魔化”的个性,出现了“强者与弱者”的论题。俄国思想家赫尔岑说“以戴着镣铐的手为自己的难友画像,竟然将西伯利亚一座牢狱的风尚习俗,创作成米开朗琪罗式的壁画”,屠格涅夫更把它比作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一八六四年发表的中篇《地下室手记》更是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来剖析一种“自卑”的内心世界,触及了人的潜在意识问题。在“幻想家”之后,又出现了“地下人”主题,但长期以来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似乎《手记》一书是针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怎么办?》中“合理的利己主义”而发,后来高尔基更认为此书是对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辩解。这部很深入描绘了人的心理和意识的小说,承担了太多的政治重负。

一八六二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走出国门,接触西欧社会。六月到八月间,在巴黎、伦敦和日内瓦的逗留,看到的一切使他对西欧的文明和发展道路产生极大的疑惑。归国后不久,就写了散记体小说《冬天记的夏天印象》,第一次触及“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母题。这是他的“根基论”最早的文学表述。这一母题在后来的几部大作品里都有程度不同的开拓,尤其是在七十年代下半叶的《作家日记》和最后的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更有综合性的探讨。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至此似乎是在为最后的四部厚重的长篇作准备。一八六六年长篇小说《罪与罚》出版,这部小说给作家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作品表面的谋杀情节遮掩着作家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入探索。小说涉及的十分广泛的论题早已冲破故事框架,所以读者掩卷后存留在脑际的往往是各种论题,如涉及“超人与庸人”的超人哲学、有关“强者与弱者”的权力真理,更有人在言语行为里不自觉的“潜意识”泄漏,以及再一次回响起的“苦难救赎”等等。由于每个论题都有相当的雄辩性,小说作为一个体裁竟第一次彰显出某种互不相让的思想争论的品格。这被后来的文学评论家巴赫金称作为小说的“复调结构”,影响着此后一百多年长篇小说结构上的发展,且至今被认真地讨论和研究着。

《白痴》(1868)、《鬼》(1871—1872)分别体现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小说。《白痴》是一部色彩斑斓的长篇小说,探讨了“罪恶与圣洁”的题目,在一个由伪善虚假织成的罗网里,一旦有人捅破那层薄薄的遮掩,这妖魔化的世界便不成体统,梅诗金公爵这个“自然人”,以十分单纯无邪的处世态度来对待周围的一切,结果呢?一切都是颠倒的:善良成了白痴,仁爱变成无用,狂暴显示为力量,怯懦装扮成理性,美命定了要被践踏和毁灭,恶却愈加肆无忌惮、扰乱一切。梅诗金公爵并没有能撼动这张根深蒂固的网,他并不能为这个世界做什么,仍然回到他那瑞士的净土。作家以强烈的激情揭示了当时俄国社会的腐朽和道德丧尽的世象。梅诗金公爵像一面镜子,返照出腐败的群象。《鬼》则把社会政治与人性的善恶本质紧密结合起来作深入的剖视,在一个政治事件里发现人性里兽性——妖魔化的依据。《鬼》从情节上看是一部涉案小说,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有“反虚无主义”的主题,也表明了作者对社会变革中欧洲道路的评价,但作品更多的是从共性、抽象的角度考察革命的暴力与道德人性、社会主义思想里无神论的得失等很值得深思的问题。由于当时的俄国正处在剧烈的革命变革时期,这些敏感的问题引起很大的争议。深谙文学的高尔基也从政治上评价《鬼》,说过这是“七十年代对革命运动进行恶意攻击的无数尝试中最富于天才也最恶毒的一次”。但就作品思考的深度、对沙皇政府揭露,以及对“自由主义”的批判,此书的意义恐怕远在具体的社会事件之外,且要深刻得多。如果我们稍加注意,也许可以发现在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的剧作《肮脏的手》里呼应着类似的共通主题。

《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压卷之作。计划中有上、下两部,最后只写成了第一部。评论界一般把这部小说视为作家最成熟的作品。作家曾经开拓过的种种主题,如:“幻想家”、“双重人格”、“灵与肉”、“被伤害与侮辱的”、“超人哲学”、“权力真理”、“偶合家庭”、“恶魔性格”、“苦难救赎”等等,在这部书里都作了探讨。小说把社会现实生活的揭示、人物类型的刻画、俄国社会发展道路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等一系列问题融合在一起,涉及了政治、社会、人性、哲学、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论题。书中展示的人物,从老卡拉马佐夫到德米特里、伊万、阿列克塞三兄弟,以及身为厨师、实为老卡拉马佐夫私生子的斯乜尔加科夫,这个“偶合家庭”里的所有成员,都有着十分鲜明的性格,代表着不同的主题。作家从人物的心理和意识着手,写出了“俄罗斯性格”的不同方面。这些性格要素是认识俄罗斯社会和人性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俄罗斯性格”似乎只是一个褒词,其实作为民族性格来讲,它“既伟大,又孱弱”,充满正反矛盾和斗争的习性才是正常的。就像果戈理《死农奴》里的地主们,也正是“俄罗斯性格”某些方面的体现。高尔基曾经写了两篇文章专论“卡拉马佐夫习性”,但这何尝不是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只是消极面凸显得更明晰罢了。《卡拉马佐夫兄弟》把俄罗斯人的生活观念、宗教意识、民族特性和人性欲望都作了透彻的解剖,脱略在具体画面之上的含义正是陀氏所追求的目标。嗣后的作家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时,诸多现代派作家会把陀氏视作为自己的师承。但陀氏作品的丰富性,表明他依然是写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作品的真实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自身感受、内心分析以及近乎乖张的行为来体现,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氛,形成别具一格的真实。陀氏说:“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我是高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我的意思是,我描绘人的内心的全部深度。”这恐怕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键所在。

六十至七十年代陀氏还创作过两个长篇《赌徒》(1866)和《少年》(1875)。《赌徒》题材不大,写人被嗜好和物欲控制,无法自拔的状态,对沉湎于赌博的心态有极为传神的描绘。人性的弱点反过来控制人本身,带着悲剧性的意味。这也牵涉到作家自己曾经有过的一段经历。该书的创作过程成就了一段佳话。陀氏一生为金钱所困,为了偿还哥哥米哈伊尔身后的债务,他与出版社约定在规定的期限里交出一部作品,但合同规定,如逾期不交,将影响陀氏作品的版权。作家无奈之下,只能聘用女速记员安·格·斯尼特金娜,由他每天口述小说内容,斯尼特金娜打字整理成文稿,最后在二十六天的时间里赶完书稿,同时也成就了作家第二次婚姻。斯尼特金娜即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卡娅,陀氏去世后,她对陀氏遗稿的整理作了许多贡献。《少年》写了俄国资本主义进程里人们浮躁的心态和欲望的变化。七十年代人们急切的发财欲望腐蚀着年轻一代人的灵魂。作家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极端个人主义,表示出明显的担忧,他想从宗教思想里找到适合的药方,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小说生动地见证了这个剧变时期的人心浮躁的状态。也许至今还有现实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另外的一些作品,如中篇《永久的丈夫》(1870)、“幻想性的故事”《温顺的女性》(1876)和《一个荒唐人的梦》(1877)都各有侧重,不相雷同。特别是《一个荒唐人的梦》把“幻想家”的主题上升到对“人类黄金时代”的憧憬,说明陀氏思想的变化。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陀氏陆续在刊物上发表《作家日记》,体裁不一,有政论、文学评论、回忆录、特写、谈话式的随笔以及一部分小说。长期以来,俄国评论界认为《作家日记》体现了作者思想中软弱以至反动的一面,其实这是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极其重要的资料,是正确理解陀氏其人其事的钥匙。陀氏一生,磨难不断,除了政治上的迫害,经济窘迫也是他和俄国其他大作家不一样的地方,往往预支计划中作品的稿费,以解眉急。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他的写作风格,而为有些评家所诟病。但陀氏的写作风格正是冲动型的,不加掩饰的内心激动,急于表达的思想观念,形成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具一格的文风。他不可能像托尔斯泰或屠格涅夫那样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文稿。感情的激流一路狂泻,有时甚至显得痉挛纠葛的文风,构成了陀氏小说的别样格调。很难说他写的是美文,但有着不作掩饰的内心披露,深入骨髓的无情解剖,作家自己常常会忘情于展示严酷的真实,以致只求将它们如实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不作表面的抑扬,却把判断留给读者自己。

陀氏小说对世界和人性的思考和剖视,把小说这个文学体裁推到了思想的前沿。小说家不是政治家或哲学家,重要的不在他能提出什么医治人生和社会的良方,因为这时他们往往是既幼稚又可笑的。文学的力量在于敏锐的发现,表现的深刻,在感性的图像里展示世界的真相和人性深处的奥秘。就这一点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做得非常出色的,可以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的高度。高尔基虽然对陀氏有些作品颇有微词,但他承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天才”,“就表现力而言,他的才能可能只有莎士比亚堪与媲美”。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就知道这并非溢美之词。

八八一年一月二十八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逝世。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臧否不一的评论从来不曾间断过,这主要是对他的政治倾向性和宗教意识而言,至于对他在世界文学中崇高的地位,他对小说文体的巨大贡献,似乎并不见太大的异议。倒是随着现代小说风格的演进,陀氏小说的价值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变幻的母题旋律

小说通常都以题材分类,例如司各特的《艾凡赫》被称作“历史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是以“场景”来归类,如“巴黎场景”、“外省场景”之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通常被称作“史诗小说”,更有完全具体如英国作家哈代的被统称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一组作品。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故事虽然大都发生在彼得堡,但并没有评论家称他的小说为“彼得堡小说”。原因是陀氏小说不断开拓的是一种“母题”,他像音乐家那样,找到活跃在生活里的种种“旋律”,构成他小说的主要元素。这在以往的作家那里并不多见。

“小人物”是俄国文学里固有的一个母题,从普希金的《驿站长》开始,果戈理的《外套》,到后来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死》,这个母题被开拓得淋漓尽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奏响的就是这个旋律。陀氏崇敬普希金,他的第一部作品献给了这样一个题目,也许并不偶然。因为他说过:“我们都是从普希金门下走出来的。”但《穷人》里的主人公杰武什金虽然有着和其他“小人物”一样的命运,在心里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自己人格的意识。“我有良心和思想,我是人”,“我的一块面包是我自己的,是用劳力挣来的”。社会的不公,贫富的对立使他愤懑,他意识到自己软弱,又不能有所作为,他告诉读者,“在一个最浅薄的人类天性里面有着多么美丽的、高贵的和神圣的东西”(别林斯基语)。陀氏把“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过程,十分清晰地展示给读者看。这是他比前辈们要更深刻的地方。

探索人的内心奥秘,是一条很复杂的路。重视文学社会历史作用的评论家们对他承袭俄罗斯文学写“小人物”传统褒奖有加的时候,陀氏却悄悄转向,把他的探索推进到人的“双重人格”母题上,创作了小说《双重人格》(又译《孪生兄弟》、《性格迥异的同貌人》等)。历来的小说都是善恶分明,在英国小说里有“happyends”,就连法国巴尔扎克也未能免俗,总要在小说里分出这样的壁垒。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形象说明,善与恶常常会共同栖居在一个人身上,人的本性里就有兽性与人性,当兽性占上风的时候,就出现恶行,人性却支持着人的善行。在《双重人格》里,作者只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因为在一个中篇里也不可能有太深入的开掘。这个旋律,还要在作家后来的长篇里作为回旋曲反反复复地出现。但这个中篇已经把问题十分明确地提了出来。当然引起评论界一片哗然,好像陀氏忽然误入歧途。这一点甚至影响着中国的评论界。其实只消读一下陀氏嗣后的作品,就能知道《双重人格》正是作家小说母题深化的一个前兆。《罪与罚》里的斯维德里加依洛夫、《鬼》里的尼古拉·斯塔夫罗金,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德米特里·卡拉马佐夫和伊万·卡拉马佐夫等,都对这一个重要母题有更深入的开拓。很难设想,如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没有“双重人格”的母题,小说的思想魅力和人物的生动个性将会是什么样子?

小说作为一种思想现象,和其他人文学科是处在同一发展长河中的,只是文学是借助着形象来表现和认识世界,它和哲学之借助于抽象和共性、概念和逻辑来演绎世界,至少在方法上是不同的。但是人类认识的发展在不同的学科中却往往有着同步性。因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进程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的小说里用形象演绎的母题,却在后来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发现里得到了印证。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尼采出生在一八四四年,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整整晚了二十三年,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权力意志》一书里的基本思想,陀氏在一八六六年出版的长篇《罪与罚》里通过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对权力的思考,作了形象的表述。主人公基本上表达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的观念。

按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人按照天性法则,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的人(平凡的人)……他们是一种仅为繁殖同类的材料,而另一类则是……具有天禀和才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发现新的见解。……第一类人就是一种材料……第二类人则永远是未来的主人。第一类人保持着这个世界,增加他们的数目;而第二类人推进这个世界……”“芸芸众生,人类中的普通材料,生存在世界上只是为着经过某种努力,通过某种……血统的交配而终于生出了多少具有独立精神的人,甚至一千人中只有一个。也许一万人中出一个,……几百万人中出几个天才,而伟大的天才,也许是世界上有了几十万人以后才出现的”,“真正的统治者,他才可以为所欲为,攻破土伦,在巴黎进行大屠杀,忘记在埃及的一支军队,在莫斯科远征中糟蹋了五十万条人命,……拿破仑、金字塔、滑铁卢……”这里说的几百万人中才能出一个的人,其实就是“超人”。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这种人有权利昧着良心去逾越……某些障碍,但只是在为实现他的理想(有时对全人类来说也许是个救星)……如果开普勒、牛顿的发现,由于某些错综复杂的原因,没有能够为大家所知道,除非牺牲一个,或者十个或者百个,或者更多妨碍者的生命,那么牛顿为使自己的发现能让全人类知道,就有权利,甚至有义务……消灭这十个人或者百个人。”“立法者们和人类社会的建立者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罪犯,……他们也不怕流血,只要流血对他们有利,人类社会中多数这些超人和建立者都是非常可怕的刽子手。所有这些人都是伟大的……”这类几十万以至几百万人中才有一个的“超人”可以使千千万万人毁灭,可以踏过尸体和血泊,人们却认为这是为人类造福。

常常有人说尼采的《权力意志》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基础,但它的出现,距陀氏演绎理论和形象描绘这种事实,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人类的认识,都差不多在同一个时期进化到一个新的境地,有时是哲学家用推理和演绎的方法先作了预示,有时却由伟大的文学家用形象来先期作了表现。陀氏之所以伟大,还因为他要比弗洛伊德更早触及了人的“潜意识”。陀氏并没有提出任何理论,但是在他作品中的人物,有许多涉及潜意识的行为。他对弑父现象的描绘,梦境的暗示,人对自己行为的文饰作用,自虐倾向,甚至后来由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探讨的人在潜意识里的自卑意念的表现等许多问题,作家都有极其精细的描写。这一点,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晚生三十多年的弗洛伊德的著作是最好的证明。作为精神病学专家兼心理学家,他一方面用医案来说明他的潜意识理论,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当然地成了他理论的佐证。他那篇著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意识》就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注脚。关于梦的解析以及潜意识问题的解释,陀氏成了一个提供形象材料的先驱。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陀氏自己说“我描绘人内心的全部深度”,以探索人类心灵的奥秘为己任,这说明他十分自觉地从人的内心、心理、意识上切入去了解人心的秘密。但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心理学家,不以推论的形式来表述他的看法,但他创造的文学形象是厚重的,有着充分的心理的和哲学的依据。这也是陀氏的心理剖视要高出于文学中一般心理描写的道理。

陀氏作品里常遭非议的部分是他对宗教的态度。其实宗教问题是俄罗斯文学里一个不可逾越的论题,有着深厚的俄罗斯文化历史背景。俄罗斯是欧洲最后的封建王朝,是农奴制取消最晚的国家。农奴制借着宗教的力量在民间形成很普遍的“苦难救赎”的思想,这是无助百姓的精神寄托。东正教以苦难来救赎原罪的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世用苦难来净化自身,用宽恕他人来寻找内心慰藉和平衡,变成了很高尚的行为准则。在陀氏的作品中,许多矛盾都是借助这种“苦难救赎”的思想来处理的。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中,女主人公涅莉、娜塔莎受尽侮辱与伤害,但对待“恶魔化”的瓦尔科夫斯基之流却是正教所提倡的百般容忍和承受苦难。“痛苦能洗尽一切”,这是深入俄国农民性格里的一种意识,它只能加剧恶的横行。但这种意识至少在当时已经成了俄罗斯性格的消极组成部分。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里还是让涅莉在临死前说出了她的诅咒“我不久前读了福音书。那里说,要宽恕自己所有的仇敌。我读了,而他(瓦尔科夫斯基)我终究没有宽恕”。这一段话,和陀氏在《被伤害与侮辱的人们》以及其他小说里一再宣扬的通过受苦来净化自身的“救赎”母题是不相吻合的,这也说明艺术的逻辑在艺术家身上终究还是要起作用的。

“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理智与情欲”这些母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后一个长篇《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都放在“偶合家庭”这个总概念下面作了详尽的探讨。由于老卡拉马佐夫令人不齿的行为,这个家庭里的成员,没有十分牢固的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像几个偶然相遇的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长子德米特里身上有着老卡拉马佐夫听任自然欲望的一面,也有曾经是一名军人和体面人的痕迹,在他身上明显的“灵与肉”斗争,使他完全成了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为了情欲,他和老父亲争夺情妇格露莘卡,甚至扬言要杀死自己的父亲。但内心却还存留着一丝做人的尊严,也思考人间的种种苦难。所谓“所多玛城的理想”与“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一直在他身上斗争着。所以当老卡拉马佐夫真的被杀之后,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凶手,但这时的德米特里却不想为自己辩白,俄罗斯人意识里那种根深蒂固的“救赎”观念竟占了上风。他决定用苦难来净化自己,自我完善。虔诚地忏悔自己的罪孽,寻求精神的“复活”,这情节很像后来托尔斯泰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长篇《复活》的基调。我们的评论,常常直言主人公的“伪善”。在俄罗斯宗教文化的背景上,这也许并非“伪善”两字可以概括的。就像德米特里被欲望驱使时候的不顾一切,在他决定“救赎”自己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认真,这也正是俄国宗教文化背景下的“俄罗斯性格”的一种表现。同一母题在二十年后由托尔斯泰的《复活》再次奏起并作为全书的主题的时候,俄罗斯人意识里这种深藏着的宗教文化积淀,是再也不该忽视了。这种宗教文化意识,它彰显为崇高一面的时候是“救赎”,露出它破釜沉舟一面的时候则是“自虐”。《白痴》中女主人公娜斯塔霞·菲立波夫娜,在无法摆脱自己被欺凌和玩弄的命运时,虽然遇见了梅诗金公爵,但终于不愿接受公爵的帮助,宁肯随粗鲁不堪的商人罗果静而去,她拒绝“新生”,却手焚十万卢布来嘲弄报复这一群心怀鬼胎的人,明白无误地表现了一种“自虐”的倾向。

在陀氏作品的母题中,也有诸如“幻想家”、“地下人”、“自然人”这样的人性概念。早期的中篇《女房东》、《白夜》、《脆弱的心》或多或少都写出当时年轻人沦为无所作为的“幻想家”的母题,但其中有些作品如《白夜》,主人公内心的纯真和善良,不计利害的自我牺牲的爱心,说明作家对这一代年轻人的期望和同情。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作为“残酷的天才”,因为他对人物内心解剖的犀利与无情,常常令人不寒而栗。但《白夜》里的主人公给人以一种美好的希望。人性的善良哪怕是一种“幻想”,也显得那么令人向往。这是陀氏作品里少有的充满动人诗意和明邃风格的作品。晚年的《一个荒唐人的梦》则体现了一种对于“人类黄金时代”的幻想。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不断变幻的母题旋律,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说明作家对这个世界有着十分概括性的认识。他通过这些关键概念演绎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这是他的创作与其他作家十分不同的地方。陀氏的这些认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预见性,往往会在后来的历史里找到佐证。例如被评论家阐释得很多的《卡拉马佐夫兄弟》第五卷中“宗教大法官”那一节,历来有种种解释,但这一节涉及的问题,对于人类、世界、社会秩序、暴力与奴役等等问题的探讨,无疑带着某种寓意的性质。我们习惯于对一个作家描绘的内容作出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总想留下一点让人遐想的余地,包括俄国评论家定义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结构”,正是这种特殊风格的表现。

独特创新的小说艺术

小说艺术的经典样式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十九世纪的三百余年时间里,经过从塞万提斯、拉伯雷到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一大批作家的创新,已经到了相当完美的境地。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使小说的内涵层次有了更饱满的展现,并在经典的小说样式中添加了新的元素,所谓“复调”现象。

历来小说理论的着眼点,或在小说体裁的限定,如长篇、中篇、短篇;记事体、传记体、虚构体、书信体,或人物小说、事件小说、家庭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哲理小说、抒情小说、纪实小说等;或在构成小说的要素,如:情节、人物、场景、语言、风格、主题等。小说的要素是小说存在的形式,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理由,是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依据。但小说的价值还取决于它的内涵层次,不同类型的小说有不同的内涵。陀氏的小说却通常能提供更加饱满的阅读层次。不同的读者,在陀氏作品里可以找到不尽相同的内涵。这种见仁见智的现象,虽然在其他大作家那里也不乏表现,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是一种特色。

小说的内涵是分层次的。小说可以在故事情节层次上被阅读,也称作事件层次。这是可以用叙述梗概的方式来表达的那一部分内容。一个年龄不小的小公务员杰武什金和一个苦命的、饱受凌辱的年轻姑娘杜勃罗谢洛娃相爱,而终因周围世界中人、事和生计的迫促,只得深受别离之苦而抱憾终身的故事。主人公善良而软弱、自尊而无奈、深情而无力的处境,社会与生活对小人物的重压和摧残,贫苦情侣在生活重担下无出路的状态等等,这就是陀氏第一部小说《穷人》的故事情节层次。一个读者,单读这个感人而痛苦的爱情故事,也可以受到感动。再看另一所谓“偶合家庭”的故事。父子、兄弟五人间种种思想的、感情的、物欲的、精神的冲突,在冲突、矛盾,以致仇视的过程中,引出一起弑父的案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故事情节层次。这个事件对于读者也一样有它的吸引力,它显示了一个家庭悲剧,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性格和行为的理由。读者也看到了人性的罪恶与奸诈,情欲对人的毁灭力量。这样的事件,在生活里是可以得到印证的。许多小说在这个层次上就结束了。这类小说被称作为情节小说,或者事件小说。但陀氏的小说通常还可以进入第二个层次的阅读。

社会历史的层次较之情节和故事要更进一步,因为它着眼在与故事相关的社会、政治、历史的主题,也就是时代的层次。这些主题也许并不具有永恒共通的意义,但它们有着时代的迫切的内涵。不仅促使当代人思考,而且是长久的历史鉴照。《穷人》在这个层次上表达了社会的混乱和失衡。好人受苦,恶人当道;有活力的青春被毁灭,为非作歹者左右他人的命运,一个是非颠倒的社会,它的出路在哪里?谁的罪过?这是十九世纪俄罗斯社会的写照。对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们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它会引起别林斯基等人的惊呼,但它也会引起后来某些社会阶段里人们的共鸣。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处在这一个层次上的问题表面上并不十分显著,但是作家从六十年代初开始关注的“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的社会变革观,在这里得到了综合性的表述。作家在一九六三年发表的《冬天记的夏天印象》里尖锐批判的西方资产者的贪欲与自私、伴随西方式自由与平等而来的罪恶,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以文学形象作了充分的展示。深植在人民土壤里的宗教意识与文化知识载体的完美结合,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里的“俄国方式”。这是《卡拉马佐夫兄弟》这部作品中时代的层次,是当时整个俄国社会都以不同的方式关心着的社会历史内涵。是当时俄国具有相当迫切性的主题。但这样的母题,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可能会因为文化宗教背景产生现实的距离,但对今天的俄国社会和文化来说,始终是一个十分引人关注而且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西欧道路与俄国方式”、“欧洲与亚洲”、“东方与西方”,这些思考从一九一七年以来俄国八十余年历史进程中,从来也不曾消停过。俄国方式的宗教影响依然是一种潜在的激流。

个别的事物走向本质的共通,具体的形象趋于抽象的普遍。小说在经过了故事情节画面、社会历史含义之后,最后的境界是永恒共通的哲理。它是无数具体故事情节和社会历史图像的普遍概括。它不会因事过境迁而失去活力,却能把表象指归到本质。并不是所有的小说都具有这样的品格,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的着眼点,往往正是在这人性共通的哲理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哲学有相当透彻的了解,这从他论述到的哲学家的数量上可以证明,但他不是哲学家,作为小说家,他必然要透过人性来观察现象的本质。他说过要“在人身上发现人”,所谓“窥视心灵的奥秘”。这是作家最终的着眼点。如果说一部《穷人》,苦难的爱情是它的情节,善恶的失衡是它的现实,那么主人公心理的变幻是它最终要探索的奥秘。就像《双重人格》,情节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小公务员的故事,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精神病人的感觉和体验。所指社会现实是弱肉强食,强力和扩张对软弱与安分的排挤,但作家在永恒的人性层次上要说明的却是善与恶原本就共存于一体,人性与生俱来有着“双重”性,魔鬼与天使共居一处乃是人的天性,人性的复杂和变异都来源于此。当然,这一命题在这里还只是一个开篇,更深的探究还有待后来的几部大作品,《罪与罚》中斯维德里加依洛夫性格里那种善与恶、崇高和卑鄙的难以想象的结合,《鬼》里斯塔夫罗金幻觉里看到的那个可怕之至的“蜘蛛”,其实就是他内在本性里恶的幻化。他那种对善恶界限虽然内心清楚,却行为放浪、淫乱无耻、不断作恶,两种相互排斥的思想可以同时宣教,却并不相信其中任何一种,“我……希望做好事,并从中感到愉快,同时我又希望干坏事,并且也感到愉快”,终于在无法解决的矛盾里以自杀了结生命。《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与“鬼”谈话,正是一个人身上善因与恶因的交锋。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这类题目有许多,例如“人的社会性与生物性”、“人的非逻辑行为”、“潜在意识与外部行为”、“直觉现象”、“偶然与必然”、“理智与感情”、“诱惑与理性”、“灵与肉”、“真性情与无个性”等等。总之,他善于把真正人性面上那一层遮掩物毫不顾惜地揭开,示世人以人类本性的真相。所以永恒共通的层次是陀氏作品中最值得关注的部分。在这个层次上来读小说,可能具体的情节故事和社会历史画面反倒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这时作家探讨的是在抽象共通层面上的题目,所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的部分。它们超脱了具体的图像和事件,进入共通的境界,把人身上最最隐秘的部分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涉及永恒哲理的层次有许多,人性的奥秘是重要方面,当然也有超出人性范畴的命题,如“真实与假象”、“宗教与道义”、“教条式与创造性”、“生命的本质”等等。这些题目的产生,当然并非完全抽象的永恒,而有陀氏自身的历史限定性,但他所提供的思考角度,至今仍不乏现实意义,所以对陀氏作品的不同层次的内涵,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它们都包含着作家十分独特的发现。

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虽然在最初颠覆传统的时刻,也有一些流派宣告过要把陀思妥耶夫斯基扔进大海,但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入发展,许多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却开始谬托师承,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奉为现代主义的偶像。这是很值得思索的现象。其实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主义虽说也可以强调某些传承关系,但陀氏终究还是经典小说的代表。不过他小说里的创新,的确有十分独特的个性。十九世纪俄罗斯的小说是以它的思考深度、现实诉求和批判热情为主要特点的。所以后来在俄国有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说法。这是从思想特征上来评价。但俄罗斯小说艺术,也有着相应的创新和变革。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创作尤其让人觉得有着某种新意。直到俄国文艺评论家米·巴赫金出版专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1928),其中提出陀氏小说的“复调结构”问题,才引起评论界注意。可惜的是该书的主要思想与当局一统的文艺政策和理论体系不合,未能广泛流传。而作者本人也因莫须有的罪名,于次年被投入北方集中营,后又辗转流放到南方。身心横遭摧残。但他的著作却在西方得到了广泛的流传。巴赫金的理论直到五十年代终于引起当时苏联文学理论界的争议,于是在一九六三年经过修改后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为名发行新版。在苏联依旧争论不绝,但此时在国外已经把巴赫金的理论作为小说理论的重要创新,甚至把巴赫金视作小说理论发展的一个分水岭。现在即使在中国,一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会联想到巴赫金,似乎“复调小说”理论才是唯一能说明陀氏创作的理论。这是一个很繁复的论题。我们不在这里讨论。但“复调”之说,的确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陀氏小说的特点。这是小说写法的一个变革。在陀氏本人,也许并不十分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本人从来也没有谈论过类似的概念。但读者如果没有先入之见,在读完他的小说后,常常会有一种感觉,似乎作者在小说里通过人物之口,讨论了许多问题,或者通过作家的描写涉及了种种情景,但读者在掩卷沉思时,又常常会觉得无所适从。因为作者最终也没有在他的书里投下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但他促使你对书中的叙事进行思考,每一个人物的声音都可以在你耳边絮叨,都在表明自己存在的理由,作家本人到底站在哪一个人物的后面,反而很难让人捉摸。这就是所谓的“复调”。这个理论是借用了音乐上的一个术语。好比音乐的声部,原来的小说都是一个基调,伴随着和声,但现在像巴赫的赋格,出现了平等的声部,就像钢琴演奏,本来是右手的基调,左手是低音的和声,现在两个相互争鸣的声部,出现了复调音乐。其实这仅仅是一种比喻,在小说里并不可能真有那样繁复。但经典的小说通常是作家定下基调,然后安排人物的行为和言语,在相互的关系中,善恶忠奸,壁垒分明,即使在巴尔扎克的小说里通常也是善人善终,恶人恶报。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往往在一个人的性格里放进了两重的变数,这是一。另外作为善、恶典型的人物,都可能一语道破事物的真谛。善恶两类主人公的行为往往会发生突变。每种行为也都有自己的理由。作者并不一定要清楚地表现出他的倾向性。

根据巴氏的理论,这样的小说结构,会产生行为以外、语言以外的含义,不一定都有明确的结论。所以就能促使读者的思索,扩大小说的容量。这是现在一般对所谓“复调”的理解,事实上这个理论要涉及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把文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考察的十分重视文本细读的理论。《罪与罚》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理论,其中侦查科长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法与理”之争论,索菲娅·马尔美拉陀娃的宗教教义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超人哲学”之争,到底是谁说服了谁?无非是一种思索,一种更为深入思考的趋向。

尤其是巴赫金论及陀氏小说中“对话”的概念,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是对话化的;这个自我意识在自身的每一点上,都是外延的,同自身、同他人、同第三者有着一种对话的关系。这就关系到小说文本中的潜在文本。一个单一的文本在极大的程度上扩大了自身容量。

读陀氏的小说,当然不能完全用“复调”的理论来解析。但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特点。

通常的陀氏评论,总是把着眼点放在作者着力描绘的社会现实画面,故事情节发展,人物性格发展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故事,却往往信手拈来,他的大作品,通常都是涉案故事,一般都是从报刊上得来某个报道,以此敷衍成篇,却成一个精彩的长篇故事。之所以精彩,是因为作者注入了他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挖掘。陀氏的小说,是思想的小说,是剖视人性的小说,故事与情节只是他借以使人物和事件活动起来的要素而已。

陀氏小说十分注重人物的自我意识,所以形成一种思想的类型。他并不十分注意性格刻画和典型塑造。他要创造的是一种思想类型。他们存活在和不同的思想声音的“对话”中,甚至这种对话是潜在的、只是在上下文中隐含着的。所以作者往往会虚化故事的环境、日常生活的细部刻画,转而用不同性质的对话来表现作品的容量。他的人物很难用传统的术语来定义,如性格、典型、正面主人公、反面人物等等。因为作家自己的声音和评价也混迹在人物的相互关系或对话里,而且作者的声音也未必能左右人物和情节的发展。所以在阅读陀氏作品的时候,不妨以读者自己固有的心态和感觉来与作者的思想对话,完全不必抱定一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或观念,来生硬地分析作品。让每一次阅读都成一次冒险,看看读完后你会产生什么感觉。这是一种很有趣的阅读过程,在阅读中加上读者自己的一路思考,陀氏的作品将给你十分独特的感觉。

对陀氏这样的作家最好还是不抱先入之见,随着作者的安排,先领略他的思想,然后再来作认真的思索。它不是消闲的读物,却能长人心智。

《罪与罚》读后感(八):强大、厚重令人窒息的内心戏

陀翁的思想之深邃和厚重,心理分析的细致入微让人咋舌!那种俄国式的有时甚至歇斯底里的描写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不同于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里等等同时期俄国作家,陀翁出身没落的小贵族,后因为政治活动在枪决执行前数分钟获知流放西伯利亚、之后政治的迫害、经济的窘迫并伴以间歇性癫痫症的身体摧残,终究将其画风定格在了夸张的人性描写,直击十九世纪俄国的惨痛现状并且有相当多色彩鲜明的阴暗人物和阴暗性格。然而就是这一切的“冲突”“撕裂”造就了托翁的浩瀚巨著。

《罪与罚》和《白痴》可谓人物内心描写的巅峰之作,寥寥几页即可将一个新出场人物从外在到内心揭示得极为明晰,让你仿佛与其本人早已有了深交的了解。而且罪与罚塑造的主人公犯罪心理纠结和白痴主人公的那种乱世中的一股清泉形成了强烈对比。复杂和单纯得都极具俄罗斯式。

《罪与罚》读后感(九):标题什么的待我看完再说咯

(已经失去思考能力的我没法好好整理想法,先打个4星吧)

书已经看到了主人公杀完人之后的那些凌乱的状态,随着情节的推动,我觉得我也像他一样失去了行动能力,甚至有种代入的感觉。现在走在从自习室回宿舍的路上,在自习室长时间的看书久坐使我有些走不动路。夜晚的街道显得陌生就像是随时都会从哪里冒出什么东西。“我有罪”“我很丑”,这种观念虽然一直都存在,但从未像现在那样清晰。在前段主人公作案之前,有一段十分漫长的心理活动,我一直以为自己不算坏人,但这些感觉我却十分熟悉。时光好像回到了小学二年级考砸然后到处找地把自己那张自己签名的试卷扔掉最后撕碎扔进下水道的情景,回到了我小学三年级在家里偷钱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回到了中学一年级爸妈吵架老爸扬言要将我们全家砍死母女三人全力反抗的情景。然后然后就觉得自己好脏啊,几个小时前才有的觉得自己会干一番大事的心理已经消失殆尽,转而变成了那种觉得自己特别恶心什么事情都干不了的感觉。然后我还发现原来自己以为的自己很厉害根本就不存在,姐姐虽然身体不好,可是当老爸胡闹我害怕得不敢动的时候,按住他的是姐姐啊那我算什么,怪不得从小没人喜欢我,我就是个恶心的,自私讨厌什么都不是的人啊。走了好久还没走到宿舍,貌似腿变得没有那么僵硬了,心里没有那么害怕的,电台音乐变得温暖了,可是风还很冷,夏天怎么会有这么冷的风呢,哪哪都好奇怪,可能是我饿了。

《罪与罚》读后感(十):论一条跨越界限的咸鱼

罪与罚

——论一条咸鱼的心理历程

陀思妥以低沉却不刻意的讲述了罗佳那短短的三天,整个故事洋充斥着苦难与辛酸,然而又不像托尔斯泰着眼于人类苦难的广度,陀思妥深度挖掘苦难本身。。以及身处苦难中的人们,或是挣扎,或是沉沦。

在俄语中,“罪”即“跨越界限”,而对于罗佳而言,他跨域了人所限定的界限,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可畏人言,都已被漠视。当然这样的人非人,罗佳还没上天,所以他因此产生了双重性格,一会被良心所谴责,即遵守秩序,一会又“万物皆虚,万事皆允”。在他杀人这三天,罗佳就在这之中互相牵扯,又承受着家人的精神与物质压力,病未愈的他就这样开始了这本书的苦难之旅,当然,这只是开始。

首先按照《如何阅读一本书》的指导,我们要系统的理一下思路。这次我们走情节、主题、闲扯淡。

1、整理情节后你会发现其实很简单,这厚厚的600多页,时间仅仅走过了三天。如果以最简单的方法去把握精髓:按照罗佳想不想“结束”为转折点,或投河,或自首,一次又一次的,他承受不了这苦难想要结束的时候,然后又突然的改变。这跌宕起伏,就是罗佳心理变化的精髓。

2.罗佳的理论(世界观)

First杀人理论

表现:犯罪前/中/后,意志与理智时时被糊涂取代,罗佳认为这是一种病症。

分析:为什么?因为犯罪者也受着良知的折磨,这就是秩序的力量,换言之,这就是界限。而在文中,罗佳也表现如此,说明当时的他还未跨过界限,而双重性格已经开始了互相撕扯,故事也拉开序幕。

econd论犯罪

表现:拉祖米兴认为(或说普遍认知),犯罪是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即环境为主导)

罗佳则提出了他所谓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人天生就分为平凡人(下以“人”代)和不平凡的人(下以“非人”代)。人的义务是繁殖同类以产生更多非人,而非人则有权利为实现理想而犯罪,即使是昧着良心。

在讨论理论对错之前,我们先按书中逻辑整理罗佳的世界观推导过程。

首先,罗佳认为人与非人都享有同等生存权利,而最终目的是为了共同创造“大同社会”,即那时不分人与非人。但为了更快的实现共同目标,拥有更强的力量与智慧的非人则是更有效(或说唯一)的推动力,那么那些人为了共同目标做出自己所能做的贡献也是“无可厚非”的,那么,如果妨碍到了非人,死就是他们最大的贡献。罗佳的理论还算有因有果。

当然,看到这里我们就要指出根源的谬误:非人有什么权利掌握跨越界限的权力?这是关系到这个理论存亡的关键问题,然而我认为这个问题理论上是无意义的,因为假设成立,则定义下的“非人”已经有权利掌握权力,或说,掌握权力的才是“非人”。

然而紧接着,下一个问题是致命的,如何区分人与非人,对于普通人而言?如果说前一个问题可以用封闭循环来解答,那么,当我们打破闭环,当一个人认为自己是非人(当然可能他无法说服自己,转而走向疯狂),去做非人之事,那么人又如何对待?按罗佳所言:“他们绝不会走得很远。”“会自我惩罚”,我理解是被逮捕或被良心谴责,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事后手段”:做事的如果是人,他就会失败,不再继续,也就不是非人、如果是非人,他就会成功,无可阻挡。

所以,这个理论可以说毫无操作力,即使你完美符合世界的法则,人类无从判断人与非人,这样漂亮的理论于个人来说有何作用?

可以说,有。有给人殊死一搏的蜃楼,即使是出于懦弱。罗佳便是如此,他无从说服自己这个理论的自洽,无法证明自己是天生非人。然而在母亲经济拮据、妹妹“被迫”因此嫁给“渣男”卢仁,自己也无力完成学业,在目睹马尔美多夫一家的悲剧后,他终于承受不了压力,在精神半崩溃的状态,在双重性格的牵扯下去杀了老婆子阿廖娜。目的就在于,跨越界限,赌一把自己是不是那非人,如果自己像索尼雅那样迟早会崩溃的,如果我是非人,那么亲人得以宽慰,妹妹不必为我牺牲。。。倘若我不是,那我也唯有一死,也算摆脱苦海。“如果她会死,那倒好了。”

前面我们讨论了罗佳理论的自洽问题,如果跳出来纵观,我们会发现这个理论根本就是漏洞百出。

首先,罗佳所认为理论前提——共同目标,这真的是每个人的目标么?还是说,他只是把人类当成一体,把那60亿人的人性都被符号化的忽略了?每个人活着有着自己的信念,在自己幸福的同时帮助他人我相信这是人类,但完全牺牲个人,只为那共同目标,我不认为这是正常人类。

其次,罗佳认为的精英推动社会进步,也即,随便人去变,只要有非人,社会便一定会被非人推动着前进。那么这是不是所谓的“英雄造时势”?就我个人看来,历史反而是由大势决定的,这大势,便是民智渐开的人而不是非人,顺时势为雄,逆时势则贼。所以如果这么看来,非人反而是被人所成全,而不是非人“拯救世界,降下神恩。”

最后,我一直疑惑,罗佳是如何说服自己解答“非人有什么权利掌握跨越界限的权力”,文中罗佳以拿破仑为例与波尔菲里论战,概括则是“伟人建功立业必定杀人(多少问题)”,推导出“伟人杀人多也是功大于过”且“不杀人不足以出类拔萃”,紧接着他就认为“我是伟人我也可以”。。。杀人动机暴露无遗。此时的逻辑我认为……毫无逻辑可言,只能说无fuck可说。

可是,最令我感到无奈的是,即使理论上我可以说他的逻辑可操作性近乎于无,然而在历史上,又确实存在着“理论践行者”,像斯大林,拿破仑等等,他们一方面可以说是刽子手,手中何止万人血。另一方面我们又得承认,他们确实有着非人的勇气与智慧,同时也漠视着这世界的人伦秩序。从这方面看,罗佳的理论就是历史的缩影,即使我们无法做到也必须肯定在历史中有他对的一面。那么,否定罗佳,就是对一部分历史视而不见,我认为这才是《罪与罚》境界之高所在。

最后,让我们再聊聊罗佳这个人吧。

可以说,罗佳是个聪明与勇气兼备的人,如果他没有退学或许是社会的栋梁之材(笑)。那么又是什么让他转变的呢?我认为最大问题在于孤独和压力。罗佳在无力继续学业后,又丢失了教书的工作,经济来源只能依靠母亲预支的养老金。在迫切想要改变的念头下,他只能走上了非人的道路。在杀过人后,很明显能看出来双重性格,那么当他非人时,对伦理秩序的漠视,表现出来的就是,对亲人们的疏远。毫无疑问的,他爱着母亲与妹妹,但这样是一种……奇怪的责任感。就像他的理论一样,冷酷无情,没有人的感情,他又清晰明白着这一切,于是陷入更深的自责。

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与他理论相关。年轻人的空想,在失去外界的援助,他独自面对社会的压力……选择了堕落,我无力指责他,毕竟我做的也不比他好。同样的,他推导这个理论,是否可以认为,环境与人的密切关系,这大概就是“官逼民反”。在这个悲剧中,马尔美多夫自卑地与妻子生活,在乞讨得来的职位中挣扎,最终崩溃;索尼雅为了家庭能苟住去领了黄执照;罗佳认为的妹妹牺牲自己嫁给渣男……这些苦难各有不同,但又汇聚一点,缺钱。然而,你能说这些是他们自找的?他们奋力的在苦海中挣扎着,为了亲人的幸福,甚至牺牲自己,他们勤劳、也不乏小智慧,但是就是这样?这大概就能说明这个社会,不让好人有出路。

所以说,陀思妥以这种近乎无情的叙述,着眼于挖掘苦难深度。我断断续续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读完,每一次翻开书,身上都会泛起深深地寒意,直面苦难本身不易,即使是如我旁观,也能体会切身的痛苦。最后索尼雅对罗佳的救赎更是说不出的纠结。

这次就扯到这里吧,陀思妥大神我还得一次次拜读,不过……每次看都令人致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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